“誘”出來的大學夢

■陳開榮

陽春三月,百花爭艷。一年一度的碩士研究生招生復試,正在有序進行。由于報考人數劇增,2019年復試階段的競爭,尤為激烈。

“你為啥要報考山西大學?”面試時,教授曾提出這樣一個問題。

“我們家對山西大學,有著特殊情結。我爺爺就是恢復高考那一年,考到貴校的……”長孫從容答道。

正如長孫所言,我是1977年考到山西大學中文系的,可他有所不知,他爺爺當年圓的那個大學夢,竟然是被人“誘”出來的。他更不知道,為了圓那個被“誘”出來的大學夢,他爺竟經歷了漫長而曲折的十四個冬夏與春秋。

“誘”夢

1955年,我剛7歲,便跟著堂兄進入學堂,成為同年級年齡最小的學生。

我的家鄉夏縣陳喬村,位于中條山下運茅公路兩邊的平原上,是塊盛產糧棉的風水寶地。1956年夏天,一場暴雨過后,山洪暴發。姚暹渠在上游小呂村段決口,洪水便傾瀉而下,直接灌進我們那富饒的村莊。為防止水災,村里第二年在村北修了條護村埝。那時,我剛升入三年級,和幾個同學住在學校戲臺上的閣樓里。晚上,為看熱鬧,同學開門后便順著大門楅往上爬,剛爬到臺口向臺上跨出時,下面扶門的同學猛然撒手,致使大門滑離戲臺,我一腳蹬空摔了下來,右臂嚴重骨折。在傷筋動骨一百天的治療過程中,難忍的疼痛,使自己不得不反復思謀著:今后的路,到底應該怎么走?

“學好數理化,走遍天下都不怕。”偶爾從同學那里聽到這句名言,對其中奧妙雖不甚了了,但由此卻明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:那就是好好學習。下定了這個決心,從小學到完小,由完小到初中,自己一路遇到的都是“綠燈”。

“開榮,你家里困難,我看你還是報榆次經緯紡織學校,早點就業為好。”1964年,夏縣中學畢業時,郝志義老師向我建議。他曾在本村教過學,既是我的啟蒙老師,又和家父關系甚好。有鑒于此,我毫不猶豫地把該校報成第一志愿。

那時在夏縣中學45班,我既是生活委員,又是數學課代表,字寫得還可以,畢業時的政治復習提綱,就是由我用蠟紙刻寫的,深受班主任郭化龍老師的信任。在畢業前對考生政審時,他特意讓我幫忙,把擬好的操行評語,分別謄到各自的志愿表上。郭老師畢業于山西大學化學系,英俊瀟灑,工作深受領導賞識。也許是想為學校招點好學生,或許是見我志愿報得低了點,閑談時便動員我報考夏縣中學,并且還向我打了“包票”:“不管考壞考好,學校保證錄取你。”

于是乎,我就跑到教導處,要了一張志愿表,把夏縣中學改為第一志愿。可剛改完志愿,我突然意識到:考高中,不就是為了三年之后考大學嗎?郭老師的一句建議,竟使我突然萌生出不曾有過的大學夢。為了將來能考個好大學,我何不報考全省有名的康杰中學?

驚 夢

經過中考,我如愿以償地收到了康杰中學的錄取通知書,心里甭提有多高興。可一回到家里,看到的卻是父母的滿面愁容。

“咱家娃們多,老是短款戶,你再上學,家里實在是供不起了。書,咱就不念了。”話雖不多,卻落地有聲,絲毫沒有商量的余地,竟讓我無言以對。

人常說,知父莫若子。作為長子,我深知父母這輩子命運多舛,經歷了太多的不幸與困苦。

我們家原本還是個比較殷實的富裕之家,祖輩和父輩均以務農為生。但當日寇的鐵蹄踏來之時,家里就遭到了滅頂之災。先是祖父被日寇的流彈打死,家里頂梁柱突然倒塌,叔父萬般無奈給老舅家當了養子;后又是伯父在數九寒天,被日寇抓到中條深山去支差,凍餓交加,不幸得了“癆病”,過早地撒手人寰。少年喪父,弟跳“門檻”,兄病早逝,一家的生活重擔,就全壓到了尚未成年的父親肩上。

到了“三年困難”時期,地下水位急劇上升,房屋嚴重倒塌,全村要往運茅路南搬遷。那時,伯父已謝世多年,家里的十幾間房屋,全靠父母操勞搬遷。我曾清楚地記得,晚上請人打院墻,家里只能用玉米糊糊來招待。

那時,父親年齡不大,經歷的分家次數卻不少。由于祖父早亡,土改后與伯祖父分家時,吃個大“啞巴虧”。房屋搬遷后,與伯母分家時,對家里的八間上房和內產,只能拱手相讓,留給自己的,只能是七間爛草房。這樣三分兩分,家里便成了一貧如洗的空架架。

想到這些,自己實在沒有勇氣乞求父母開恩。可一想到回農村務農,又不寒而栗。一是右臂骨折的影響。右臂骨折后,盡管經過治療已經痊愈,且無傷大雅,卻從此被人們視為“壞壞胳膊”。別說在村里難以掙到強壯勞力的“好漢分”,就連自己訂婚時,也有人以此來說事,想把婚事攪黃,所以我與妻子見面時,不得不聽從媒人安排,極不情愿地把胳膊往上拃了拃。二是“誤斗戶”帽子的壓力。在我的記憶里,家里系上中農成分,屬于團結對象,可在畢業時,村里給學校卻證明我家屬于“誤斗戶”。班主任盡管對我很信任,也不敢把自己的推薦錄取等級,貿然定到絕密級(當時推薦錄取等級分為絕密、機密、一般和限制錄取四個等級)。有了這頂帽子,回到農村,在政治上能有出頭之日嗎?

向父母開口,于心不忍;回農村務農,于心不甘。剛被“誘”出來的大學夢,眼看就要破滅了。

續 夢

村里整體搬遷后,離舅家所在的雙廟村僅有一畛之遙。而我家位于去雙廟村的小路邊,一出門,就是雙廟村的莊稼地,一眼就能看到舅家所在的雙廟村。離舅家這么近,可我,只能是望而卻步。

母親在舅家是個既無兄弟又無姐妹的孤女。由于人少家小,耿直勤快的外祖父把家里經營得有樣有行。母親出嫁后,外祖父便給自己尋了個養子,寵愛有加,慣得不得了。他老人家去世后,家里就由舅父支撐門面。舅父名曰常水勝,到部隊當過兵,復員后當過村里民兵連長。經過部隊鍛煉,他特別能吃苦耐勞,為養家糊口,他曾和妗妗長年累月在磚瓦窯做磚瓦,每年都能有不菲收入。只可惜由于外祖父的嬌慣,他自幼養成了愛玩好賭的壞毛病,每到年關,一上賭場,就把一年的血汗錢輸個精光,弄得妗妗曾幾次想自盡。一個沒有血緣關系的舅舅,一個賭博成癮的舅舅,一個僅比我大八歲的舅舅,在這緊要三關時,能幫我如解倒懸嗎?

離開學之日越來越近了,自己仍一籌莫展。求助無門,又無所事事,自己只好攜著草簍,拿著鐮刀,到門口的棉花地里尋豬草,借以打發憂郁時光。

也許是蒼天有眼,就在這天下午,就在這雙廟村的棉花地里,我意外地碰見了多時不見的舅舅。他剛從磚瓦窯收工路過這里,準備回家休息。

“舅舅——”盡管心里愁云密布,可見舅舅迎面走來,我便強打精神問了句。

由于年齡差別不大,自己又是“頭套”外甥,甥舅平時見面,總顯得比較親熱。可這次,舅舅卻粗中有細,明顯感到我“不甚喜歡”,便停住腳步,關切地問道:“學校考上了么?”

“考上了,可家里供不起,不讓上了。”我沒精打采地答道。

“學校什么時候開學?”

“8月24號,也就是大后天。”

“你回家啥也別說,后天上午,你就在家等我,吃完早飯,我就過來了。”他稍一沉思,便向我吩咐道。

那天上午,剛吃過早飯,舅舅就騎著自行車趕過來了。與父母寒暄幾句,便進入主題,好言相勸,讓父母給我放行。見母親實在說不通,舅舅拉下臉來,厲聲向父母表明態度:“姐,你今天說啥也得讓娃走!”

說著,便擠到炕上,拉了條被子就往外走。母親見實在擋不住,便掉著眼淚,從隔壁房里取出我在學校用過的鋪蓋,無可奈何地交給舅舅。人常說,娘親舅大,那一天我真正見識了娘家舅的厲害。

村里距運城四十里路,為趕時間,舅舅捆好鋪蓋,帶著我一口氣趕到學校,又主動掏出十塊錢,幫我辦完入學手續。

追 夢

“中條蒼蒼,黃河泱泱,我校誕生在解放的戰場……”以烈士命名的康杰中學,氣派就是與眾不同。剛踏入校門,映入眼簾的就是教導處門前的大黑板上,工工整整寫著當年考入北大、清華考生的尊姓大名,那就像無聲的動員令,激勵著新生們從入學之日起,就樹立起遠大的奮斗目標。

入學后,我被編入七十七班,擔任數學課代表。從新生登記花名冊上,我看到自己的入學成績,四門課平均93分,與團支部書記張登州在全班并列第一。班主任是教語文的尚恒元老師,他曾在蘭州大學投筆從戎,參加解放大西北戰爭,后又隨部隊跨過鴨綠江,經受了抗美援朝戰火的嚴峻考驗,后考入北京師范大學深造,畢業后在康杰中學任教多年。教代數和立體幾何的,分別是全省乃至全國都有名的謝克昌老師和王俊堂老師。令人向往的康杰中學,簡直是名師薈萃之地。

入學報到沒幾天,父親就騎著自行車,給我送來一個新做的白茬木板箱。年輕時他到運城賣菜,老是肩挑步蹁,后來雖學會了騎車,卻很不熟練。那次來運,為避汽車,不慎滑倒,額頭蹭破了。看到父親額頭傷口滲出的汗血,我眼里不由得噙滿了熱淚,由此更是下定決心,決不能讓父母的心血白費。

升入高二不久,學校計劃學習北京景山和上海育才中學經驗,準備在高二抽調10名學生,進行跳級實驗,具體由王俊堂老師負責組織。

“你愿意參加跳級實驗嗎?”王老師笑瞇瞇地征求我的意見。

“愿意!”能被老師選中,當然是件幸事,我毫不猶豫痛快回答。

根據學校安排,1966年剛過春節,我們這10名同學就來到學校,在有關老師輔導下,半月學完高二后半年課程。寒假開學,分別編入高三66和67兩個班,一方面隨高三上課,一方面在課后補學高三前半年課程。要在半年學完一年半的課程,任務的確繁重。為提高效率,一旦累了,便和同班跳級的張希玉一起,到籃球場上斗會“牛”,出幾身臭汗。值得慶幸的是,在高三,竟遇到了特級教師張保安老師。他說話雖不甚利索,可教平面解析幾何,每堂課只講25分鐘,但到下課時,我們也能和高三同學一起,把布置的作業做完。

時間過得可真快,不知不覺,為期半年的跳級實驗,很快就以順利通過畢業考試而圓滿結束。緊接著,就和高三同學一起,投入緊張的復習階段,以迎接即將到來的高考。眼看著那個被“誘”出來的大學夢,就要提前一年實現,心里甭提有多高興。

幽 夢

但天有不測風云,沒想到,自己緊趕慢趕,偏偏趕上了那場“大革命”,遇上了國家對高考突然亮起的“紅燈”。

到了1967年,全國高考,仍然是“紅燈”高懸。

到了1968年,國家則一聲令下,高二、高三學生全部離校,返鄉務農。望眼欲穿的高考,真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。

那年7月1日,當自己背著鋪蓋回到農村的時候,心里頭五味雜陳,真不知是個啥滋味。如果當初報了紡校,現在早已畢業,既能領上工資,自食其力,又能躋身于工人階級行列,政治上不再受人歧視。可現在,卻要成為“面朝黃土背朝天”地地道道的農民,再后悔也無濟于事了。

大學上不成,年齡又不等人。父母便抓緊張羅,給我完了婚,算是盡了他們的責任與義務。那個被“誘”出來的大學夢,雖然成了飄然而逝的過眼煙云,可細細想來,幾年的高中也算沒白上。由于在學校吹過幾年小號,略通點簡譜知識,便被村里吸收為文藝宣傳隊隊員。村里小學升格為七年制,六七年級數學沒人帶,村里就讓我進學校當起了民辦教師。后來在1971年,村里搞“三運”,讓學校教員為村里新班子成員寫批判稿。沒想到批判會后,我這個數學教員寫的那份批判稿,竟得到工作隊和前來蹲點的公社黨委李希忠書記的賞識。李是縣委有名的筆桿子,對會寫點材料的年輕人,自然是情有獨鐘。批判會后,公社領導不僅讓我去公社工作,還發了張縣里的招干登記表。這可是喜從天降。雖然最終有人暗中作梗,攪黃了招干之事,但自己總算是脫離了那塊被人歧視與嫉妒的是非之地。

公社領導的視野,顯然是要開闊得多。經過他們悉心關照和精心培養,1973年,我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;1975年,又被縣里招收為第一批補貼制干部(即每月在村里記25個工,縣里補貼25塊錢),并于同年9月,被調到縣委通訊組工作。

從農村到公社,再到縣委機關,自己在工作上還算是一帆風順,但也時常遇到工作能力與工作任務不很適應的矛盾。在學校,自己側重的是數理化學習,對學習語文和歷史地理,可以說是“放羊拾柴——捎帶”,基本功還不很扎實,對于所從事的工作,往往有力不從心之感。特別是和那些才華橫溢的大學生一起工作,總感到有點自慚形穢,技不如人。到高校深造的愿望,就也日漸強烈起來。當年那個被“誘”出來的大學夢,總是像“幽靈”似的,不時在腦海中閃現。

圓 夢

1977年,黨中央決定恢復高考制度,這個好消息就像一聲春雷,把自己從十幾年的幽夢中震醒。面對這千載難逢的天賜良機,自己不免激情燃燒,不免躍躍欲試,不免產生到考場上一展身手的沖動。可一想到家里的經濟狀況,又不免在心里打起“退堂鼓”。

返鄉務農后不久,我便結了婚,又生了兩個孩子,這無形中給家里增添了負擔,使得家里經濟狀況一直沒多大起色。1975年,父母與我分開來過。盡管自己有多么不情愿,可父命難違,只好回家聽命。

那時,祖母尚健在,弟弟未成家,家里僅有的7間爛房屋,給老人留3間,為弟弟撥了3間,分給我的,只能有那么一間。面對父母和說話人,我含著熱淚,動情地表明態度:“父母供我上了一回學,我卻功不成,名不就,給家里沒作出什么貢獻。現在父母要分家,只要能讓父母生活過得去,那就等于我把父母孝敬了。給我分多分少,我都沒意見。如果父母心里實在過不去,那就把井臺邊那幾棵楊樹給我就行了。”

農村人常說,“好家怕三分”,又說“分家三年窮”。與父母分家后,我與妻在西南墻角用爛椽頭和油氈,搭了間爛伙房,妻與兩個孩子就在那里勉強度日。說來也讓人見笑,由于緊靠村邊,院墻外就是雙廟村的水渠,澆得院里的榆樹苗一個勁往上長。攝影師慕名而來,一看到院里六間基地上只有一間房,樹雖好,房太少,反映不出新農村的新面貌,便掃興而歸。家里就是這么個爛攤攤,我考上走了,她娘們幾個在家可咋過哩?

“家里有我頂著哩,你不用操心。你上一回學,好不容易等來了高考,就千萬不要猶豫,錯過機會,你放心去考吧!”在家里,妻子秦秀英見我猶豫不定,就勸我要珍惜機會。我走后,怕我思想再動搖,她又在大雪天騎車趕到縣委,送來一顆“定心丸”,叮嚀我一定要拿定主意,放心上考場。

“寧緊一陣子,不悔一輩子!”縣委宣傳部的領導也這樣鼓勵我。

那時,縣委機關正在白沙河水庫下游修“五七”防滲渠,有關領導不準假,我便在晚上加班復習。為復習方便,理教科領導曾主動騰出自己辦公室,供我復習之用。當過多年數學課代表,在村里教過六七年級數學,后又在公社、縣委通訊組工作多年,數學、語文多少還有點基本功,上考場的底氣還比較足。盡管如此,自己仍不敢有絲毫的大意與松懈。晚上復習累了,就做做下蹲運動,調劑調劑腦子。到了高考之前,從夏中老師處借來的歷年高考試題,自己基本上都能做下來。

開考那幾天,語文、政治、史地考試順利過關,到了最后一節數學科,打開試卷一看,心里不禁一樂,有道題竟然是讓證明梯形中位線,等于上下底和的一半。這不是自己教過的六年級課本上的例題么?

那年高考,評卷登分后不公布成績。教改組老師欣喜地告訴我,說我高考分數等級為A,志愿讓大膽去報。到錄取時,檔案先投北京大學,校方因“額滿”退檔,但最終被第二志愿山西大學中文系錄取。入學后,有位同學告訴我,說她看到新生登記表,我的入學成績平均分為84,在班里名列第三。

憶 夢

己亥之歲,是共和國70華誕的大慶之年,也是我們這個小家值得慶賀的一年。經過復試,長孫已被山西大學錄取。

“爺,咱們快成山大校友了!”喜訊傳來,孫子不禁喜形于色,竟像孩提時代那樣手舞足蹈了好一陣子。

金榜題名,本是人生一大喜事, 家里首次出了位全日制碩士研究生,爺孫將成為山大校友,當然是喜上加喜。在這喜慶之日,回顧自己的圓夢歷程,濃烈的感恩之心,便油然而生,且又與日俱增。父母的辛苦養育之恩,舅父的慷慨援助之恩,妻子的鼎力支持之恩,親友的熱情關愛之恩,自己都將沒齒難忘,定當繼續涌泉相報。與此同時,我深切感受到,更應當感謝的,則是黨和國家70年來厚重的哺育之恩。

首先是黨和國家為我們創造了賴以生存的和平環境。“經過寒冬的人,才知太陽的溫暖。”新中國建立后,飽經風霜的老祖母,曾由衷感嘆道:現在“再不擔驚受怕了!”70年來,盡管西方列強亡我之心不死,可偉大祖國卻用自己有力的臂膀,佑護著自己子民都能像老祖母那樣,“再不擔驚受怕”了,盡情享受著太平盛世。想想祖輩和父輩解放前的悲慘遭遇,自己深切感到,正是有了這種難能可貴的和平環境,自己和兒孫們才能安心求學,相繼成為對社會有用之人。

其次是黨和國家為我們提供了升學深造大好機會。“一九七七,我們和祖國的命運一起改變。”在山西大學圖書館前的紀念碑上,山西大學中文系七七級同學的肺腑之言,道出了莘莘學子對恢復高考制度的感恩之情。對我和家庭而言,高考制度的恢復,不僅使自己有了難能可貴的深造機會,而更重要的,就是通過自己的高考,在家里為兒孫們樹立起發憤圖強的榜樣,和自強不息的標桿,促使他們都能在學業上有所成就,使得全家同祖國命運一起,不斷得到改變。

再次是黨和國家曾長期給自己求學提供的資金扶助。從1961年升入初中,到三年后升入高中,根據國家規定,自己不僅把糧戶關系轉到學校,每月還能享受三四塊錢的助學金。到了大學,每月助學金則達到19元,完全可以解決吃飯之費用。如果沒有黨和國家長達11年的資助,身為農家子弟,要想完成學業,那恐怕是比登天還要難。

不知不覺,自己今年已七十有一了,親身經歷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,到富起來、強起來的歷史性轉變,回顧七十年來的成長過程,撫今追昔,我不由得就想起那首紅歌《沒有強大的祖國,哪有幸福的家》。但愿兒孫們都能牢記黨和祖國的似海恩情,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征途上,用奮發有為的實際行動,深情唱響、唱好主旋律《我的中國心》!

(來源:運城日報)

本網編輯 褚婷婷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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